唐偉(四川 職員)
  一位讀者向王蒙講述了她的困惑:她是一個小學生家長,發現女兒的作文假大空,甚至寫植物,都會英雄化,贊美它默默奉獻什麼的,該怎麼辦?王蒙說,這個媽媽遇到的問題,他不好評價,“我怕她已經形成一種格式了,要是瞎勸她該這麼做,作文該這麼寫……回頭,作文我看著寫得好,結果在老師那兒得不到高分。”王蒙嘆了一口氣,說這個責任擔不起。(11月5日《現代快報》)
  王蒙的“不敢教”當然不是矯情之詞,以其大文豪的水平,別說教小學生,就是大學生也不在話下。然而,在應試教育的體系下,作文講授已有流水線一樣的固定體系,從內容教學到講課形式,以及於學生的思維都已然教條化,更重要的是,假或評價標準也固定而獃板,那麼“王氏教育法”下的作文,恐怕有“藝術性”但無“應試力”,並最終難以取得良好的結果。
  《中國青年報》曾作了一項調查,其結果顯示83.3%的人承認上學時寫過撒謊作文。一個班上40多個孩子有30多個寫的是自己如何智鬥人販或小偷,其中26個同學承認自己是瞎編的。由此看,在現行教育模式下,與其說是作文,不如說是在“造文”或“編文”更為合適。
 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、北京市高考語文閱卷組負責人認為,在所謂“攻略”的引導下,不少作文“假大空”,程式化、模塊化嚴重,模仿痕跡明顯……現在的作文都是千人一面、千篇一律。有的學生從初中到高中,寫作文都是用自己“預備”的幾個故事“通吃”。
  在一個對想象和創意進行扼殺的體系下,作文也就成了技巧而非一種藝術和能力,如果用文學本身的標準去衡量和傳授,必然會遭遇應試模式的抵制。不改變評價體系和選擇標準,誰置身事中都會有深深的無力感。
  王蒙不敢教作文,這雖然是其個人的無柰與調侃,但何嘗又不是對現行教育模式的諷喻?當什麼時候,文學家們敢於教孩子作文後,那才迎來教育和文學的春天。  (原標題:來論 王蒙不敢教作文是誰的尷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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